前幾天，浙江大學主辦了一場“海洋經濟與海洋強國建設國際研討會”。會上，浙江沿海漁業資源現狀，成為100多位國內外海洋經濟研究者討論的熱點。

“和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的漁民和漁船隊伍都比較龐大，勢必造成捕撈過量，要改變這種現狀，就要讓漁民轉崗轉業，這裏的關鍵是怎麼轉。”大會預備主席、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誌凱說。

在王誌凱看來，漁業在海洋經濟中的地位，就像農業之於陸地經濟，“它是沿海居民的生存之本。”

如今，海洋經濟的基礎產業出了問題，當然是件大事。更重要的是，學者們認為，通過沿海漁業資源的困境，折射出浙江這個海洋大省在發展海洋經濟的過程中，面臨著新的挑戰。

談政策保護

我們的法令太寬松，執行不力

拖網、電魚在國際上都是禁止的

來自挪威芬馬克大學學院的knut Bjorn Lindkvist教授，專門研究海產品營銷。談到漁業資源被過度消費，他提到了挪威的一些保護措施。

他告訴記者，在挪威，每種魚都有捕撈規定，“如果它沒有長到應有的長度，漁民就進行捕撈，一旦被發現要被罰款，嚴重的甚至會吊銷捕撈證。”

盡管中國也有許多保護措施，但王誌凱說，和世界上利用海洋資源較好的國家比起來，仍存在法令寬松、執行不力的情況。

“在國內，你會發現，市場上賣的魚大大小小都有，有些還是魚苗，這是一種讓魚類‘斷子絕孫’的做法。還有我們使用的拖網、電魚等方法在國際上都是不允許的。”

談資源利用

我們的技術性投資偏少

國外冷凍魚的口感，可以和新鮮魚一樣

根據王誌凱的調研，浙江有許多民間資本涉足海洋漁業，但投資方向單一，都是一股腦的投資海洋捕撈，“舉個例子，2011年至今，我們的捕撈船數量翻了一倍，這勢必會傷及漁業資源。”

而在海產品的深加工上，無論技術還是投入，在國際上依然處於比較低級的階段。

“我們可以做到冷凍產品在口感上和活魚一樣，這就是靠技術。” Lindkvist說，國外市場上，很少有販賣活魚的，但憑借獨特的冷凍技術，可保證產品解凍之後不失去水分，口感新鮮。

王誌凱補充說，我們目前采取的活魚運輸方式，保持時間較短，如果能采取Lindkvist所說的方法，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能降低運輸成本。

談轉型升級

我們的漁民上岸後怎麼辦？

西班牙用5到10年，發展漁村旅遊

要保護海洋漁業資源，減少過度捕撈，產業的轉型升級迫在眉睫。許多專家都認為，其中，漁民的轉型是關鍵。

王誌凱將其與海洋經濟產業鏈結合起來，認為在投資上應更加寬泛，比如旅遊、漁業資源恢復工程等。

“你不可能讓這個小而散的群體轉去做海洋化工或者船舶，但可以利用固有的天然資源，發展沿海生態文化和景觀，這樣既能增加就業收入，又保證漁民不會脫離原來的生活環境。”

這與西班牙專家RubenC.Lois Gonzalez的觀點不謀而合。

“西班牙也走過過度開發的彎路，後來轉型做海洋旅遊和海洋文化，以及參與性的運動。” RubenC.Lois Gonzalez介紹，西班牙利用每個漁村自由的傳統和文化，開發特色漁村旅遊，“我們用了5到10年的時間做這件事，現在看起來很成功，一到周末，很多居住在城市的人就會開車到海邊度假休閑。”

浙江大學教授史晉川：

“無魚可捕”凸顯海洋經濟發展新挑戰

轉型升級，必須拉長產業鏈

浙江大學史晉川教授認為，浙江沿海無魚可捕，對我們發展海洋經濟是一種提醒。

史晉川說，浙江有著豐富的海洋資源，但過去，我們在發展海洋經濟時，視野比較狹窄。一是把海洋經濟簡單地理解為漁業，二是在資源利用上，多為數量型開發。

就拿海洋漁業來說，浙江現有4萬多艘漁船，幾十萬漁民，大多數在從事“抓魚賣魚”的初始產業，但海產品的深加工一直沒有跟上，單純追求漁獲的結果，就是捕撈過度、漁業附加值又不高的困境。

為了緩解漁業資源壓力，實現漁民轉型升級，近年來，浙江大力推行“漁民上岸”工程。在實踐中，出現了反復，一些上了岸的漁民又重新回到海上打漁。史晉川認為，這說明我們的相應配套措施還不夠完善，產業鏈不夠長，政府對漁民轉型過程中的新技能培訓也有待加強。

“政府部門，尤其是浙江沿海的地方政府、鄉鎮基層政府，在發展海洋經濟時需要更新理念。”史晉川說，對於傳統的、落後的特別是具有毀滅性的海洋資源利用方式，政府要加大管理力度，更重要的是，在產業發展上拓寬視野。

“海洋經濟不僅僅是抓魚、造港口、造碼頭，還包括海島資源、海底資源、港口資源等等的綜合開發和利用，是一、二、三產業的系統發展。”

史晉川舉例，一個傳統漁村，可以逐步形成捕魚、海產品深加工、海島旅遊為一體的產業鏈，“陸地上有農家樂，海上可以搞漁家樂。”

他說，海洋經濟是一個廣闊的空間，也是浙江經濟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新的增長空間，漁業資源的現狀提醒我們，海洋經濟必須科學發展、轉型發展、創新發展。本報記者戴璐

延伸閱讀

僅有14.8%的浙江沿海企業

涉及海洋經濟產業鏈

不了解相關政策，是涉足企業少的主要原因

從2011年開始，浙江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史晉川教授就承擔了“浙江大學文科海洋交叉項目”，這其中浙江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專門承擔了一個“浙江海洋意識調查”的子項目。

浙江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主任錢雪亞說，所謂“海洋意識”包括四個層面——是否意識到海洋的重要性；是否會有行動，比如願意投資開發；會選擇什麼樣的方式，比如是否在保護的前提下進行開發；是否意識到海洋關乎民族、國家主權。

經過一年多的調查，結果讓人吃驚：無論是作為投資主體的企業，還是普通民眾，大部分人對海洋的認識僅僅停留在第一個層面上。

以企業為例，這次參加調查的企業有864家，以舟山、溫州、臺州三大沿海地區為重點，但只有14.8%的企業明確有涉海經營項目。

為什麼企業不願涉足海洋資源的產業鏈呢？

“很簡單，認識不足。他們不了解浙江的海洋資源條件，不了解國家、省政府在海洋經濟開發方面的相關政策以及法律法規。”錢雪亞告訴記者，2011年，省委省政府發布了《關於加快發展海洋經濟的若幹意見》，從財政、稅收、金融各方面給出了發展海洋經濟產業的支持政策和優惠措施，但只有18.4%的被調查企業閱讀過。

“其實許多企業是有意向投資海洋經濟，但對做什麼，怎麼做，該不該做又很茫然。”錢雪亞說，要解決這個尷尬，對民眾要加強海洋經濟的宣傳，對企業則應該走系統培訓的道路，改善企業的經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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