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長江哺育和支撐著一代代的中華兒女。可是，在無休止的索取之下，作為長江“原住民”的魚類卻面臨著逐漸消亡的困境。目前長江魚類的天然捕撈量不足5萬噸，資源量已不足以支撐長江流域14萬多漁民的基本生活。

日益嚴重的過度捕撈、水利工程建設、水域環境汙染和挖沙的無序化，嚴重破壞了魚類生存環境，由此，長江的水生生態系統面臨崩潰的危險。

長江護漁：危情下的救贖

“長江流域漁業資源出現了嚴重的衰退，長江流域的資源環境面臨崩潰。”4月2日，農業部長江流域漁業資源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主任趙依民告訴時代周報。趙依民介紹，從全流域的捕撈量看，已經從最高的年四五十萬噸減少到如今的年十萬噸左右。

據時代周報了解，這常州、江陰一帶盛名的長江三鮮—刀魚、鰣魚和河豚，或已經幾近滅絕，或數量正在急劇下降。

正是如此，按照農業部的要求，自4月1日中午12點至6月30日12點，長江葛洲壩以下至入海口(另外包括漢江以及洞庭湖、鄱陽湖等通江湖泊)，除部分河段刀鱭在此期間實行專項特許捕撈外，禁止其他一切捕撈行為。這是2002年以來，長江禁漁製度實施的第十一個年頭。

“從目前的情況看，每年三個多月的禁漁期，並沒有阻止長江流域內各種魚類從數量到質量全面下降的趨勢。”長江水利委員會(下稱“長江委”)水資源保護局原局長翁立達說。

在翁立達撰寫的一份報告裏，曾經用“保護刻不容緩”等措辭來描述長江水生生物當前面臨的危險。

時代周報調查發現，過度捕撈，大型水壩，水體汙染，非法挖沙，繁忙航運……種種因素穿插聚合，長江魚類陷入空前生存危機。

長江三鮮幾近絕跡

4月1日，長江江陰石莊鎮桃花港江段，江面上貨船、運沙船來往穿梭，已不見漁船的蹤影。就在緊挨著外圩的大堤上，56歲的賀建新和老伴正在收拾漁具。

“現在長江裏越來越難弄到魚了，一個月打到的魚甚至比不上2000年之前一天。”賀建新說，“2003年以前，兩人高的網下去，一潮水下去就能有幾十斤魚上來，現在十幾米的漁網最多也就是幾斤的產量。”

相較於賀建新這些靠近家門口的打漁的漁民，常州新農水產村則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漁民村。

“我們村一共有四個捕撈小組，原來的位置在今天的常州港那個地方，1958年成為常州市的第一個漁業大隊，目前主要是在張家港、川沙、寶山一帶捕撈刀魚。”4月1日，新農水產村村黨支部書記梁林坤告訴時代周報。

新農水產村的漁民們是長江流域裏各種魚類數量下降的見證人。梁林坤說，他本人1977年就上船打過魚，“當時僅僅是刀魚，一潮水下來就能有一兩百斤，而現在最多就是一兩斤。”

而該村的村民周太明告訴記者，刀魚產量的急劇下降是在2003年前後，“特別是長江三峽大壩建成之後。最近幾年中， 2011年和2012年產量下降尤其明顯。”

比起刀魚來，長江三鮮的另外兩種鰣魚和河豚的境遇更為尷尬。事實上，如今新農水產村的漁民在長江裏已捕不到這兩種魚。

“我還清楚地記得，最後弄到的一條長江鰣魚是在2000年，當時一個朋友聽說之後還趕著過來要走了。”說到這裏，梁林坤深嘆了口氣，“此後，十幾年沒見到過長江裏的鰣魚了”。據梁林坤介紹，現在市場上的鰣魚大多數是海洋裏的鹹水魚或者是養殖的。

“長江裏已經沒有鰣魚和河豚了。”周太明十分肯定地說，“上世紀70年代，鰣魚8元一斤，而當時刀魚一斤才1元多。”正是如此，鰣魚素有“魚中西施”之說。據周太明介紹，1985年是一個分界線，“之前鰣魚還很多，1985年之後就很難看到了。”

上世紀90年代起，河豚也很難捕到了。時代周報記者從揚中市漁政監督管理站了解到，1996年該市開始開展長江人工河豚人工繁殖研究，最初的幾年每年都能弄到一些本江河豚。但是，自1999年起就很難弄得到，特別是2000年之後，“基本上弄不到本江河豚。”

“我們小的時候，哪是這樣的？當時，數千裏的長江裏到底有多少河豚，數也數不清。我們經常能在江面上看到大群的河豚出現。”梁林坤說。

實際上，鰣魚和河豚消亡後，刀魚的捕獲量急遽下行。“從上遊往下遊看，上世紀90年代初，湖南、湖北江段就基本上找不到洄遊的刀魚了。1996年左右，安徽江段也形不成漁汛了。1998年左右，南京沒有了漁汛，後來，鎮江、揚州江刀產量也銳減。”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長江水產研究所一位專家告訴記者。

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淡水漁業研究中心的一組數據說明了整個長江刀魚的總體捕獲情況：1973年長江沿岸江刀產量為3750噸，1983年為370噸左右，2002年的產量已不足百噸，2010年80噸，2011年12噸。“照這樣的速度，最多5-10年，長江的刀魚資源將會枯竭。”梁林坤悲觀地搖了搖頭。

不僅是長江裏的刀魚、鰣魚和河豚等重要經濟魚類，實際上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長江流域的整體漁業資源都不容樂觀。

據《長江保護與發展報告2011》顯示，上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長江中下遊捕撈量占全國的60%-65%，年均捕撈量從20×104噸迅速增長到150×104噸；上世紀90年代末至今，產量平穩波動，說明上升勢頭減緩，資源可持續發展受到威脅。

“上世紀60年代中期，長江中遊四大家魚漁獲物比例為20%-30%，目前為5%左右，四大家魚資源衰退嚴重，導致長江中遊四大家魚繁殖群體數量下降。”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長江水產研究所魚類營養與飼料研究室主任文華告訴時代周報。

不僅僅是產量，魚種也在持續減少。歷史上有記載的長江水生生物有1100多種，其中魚類370多種。長江特有魚類為142種，20多種魚類被列入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

2006年的一次國際科考調查結果顯示，在長江幹流，江豚數量為1200多頭，加上洞庭湖和鄱陽湖的600余頭，總數約1800頭。“如今，總數應該不超過1000頭了。”翁立達說。

3月28日，《2012長江淡水豚考察報告》在武漢發布。報告宣布，長江江豚種群數量約為1000頭，呈現加速下降趨勢，其中長江幹流種群年均下降速率為13.73%，超過2006年以前的兩倍。另外，在上述的2006年國際科考中，眾科學家還曾搜尋過白鰭豚，但一無所獲。2007年，白鰭豚已正式宣告功能性滅絕。

中科院水生所黨委書記王丁告訴時代周報，在上世紀70年代前，長江白鱘的年產量曾達到5噸左右，“但2003年之後已無捕獲記錄”；而達氏鱘和胭脂魚，目前的種群也極其微校

農業部長江流域漁業資源管理委員會提供的一份資料顯示，長江鰣魚、白鱘、中華鱘等珍稀魚類，其種群數量都在逐年減少。

長江物種四大“殺手”

在業內專家們看來，漁業資源衰竭、長江生物種群和數量減少，主要受過度捕撈、水利工程建設、水域環境汙染和挖沙等四大因素的影響。

“漁類資源與家禽家畜最大的差異在於，漁類資源幾乎依賴野外資源的供給。”中科院院士、著名魚類生物學家曹文宣曾告訴時代周報。

“魚類的基因在人工飼養過程中是不斷退化的。”曹文宣說，因此在魚類的人工養殖過程中，必須不斷補充野生的魚卵資源進行繁殖飼養。基於魚類基因的這種特性，如果野生魚類資源受到破壞，影響將是一連串的，並且很難恢復。

在曹文宣看來，正是人類的酷漁亂捕直接阻斷了漁類野外資源的供給，魚要有一個成長周期才能繁殖，但目前，長江捕撈的絕大部分家魚都是僅生長半年左右的當年幼魚，有些幼魚不足兩個月就被捕獲。

“毀滅性捕撈，導致長江漁業資源漸漸枯竭，江豚食物嚴重匱乏。而捕撈工具，亦會直接造成江豚受傷、死亡。”曹文宣說。

水電工程建設、圍湖造田、采砂作業、疏浚航道等人類活動，對水生生物資源的影響同樣巨大。多年的研究顯示，長江四大家魚的繁殖需要一定的漲水過程，洪峰是四大家魚繁殖的必要條件；三峽水庫蓄水後，宜昌段的漲水時間、漲水次數較天然河道時有較大改變，而水溫與水文變化，直接導致四大家魚自然繁殖時間推遲與規模下降。

對此，翁立達特別解釋長江鰣魚幾乎滅絕就同江西贛江上的萬安水電站的建設有關。翁稱，長江裏鰣魚最重要的產卵場就是在贛江，“1986年萬安水電站大壩開始截流，直接淹沒了產卵場，鰣魚還能有存活的可能？”

在趙依民看來，不僅是大壩建設，更多的是一些湖泊和支流上的水利工程，“這些工程直接阻斷了洄遊性水生動物通道，改變了生物原有生存環境，特別是下瀉水流、水溫發生變化，已不能滿足魚類產卵要求。”

水域汙染亦是長江魚殤的“禍首”之一。有數據顯示，2009年，長江流域汙水排放總量為333.2億噸，比2003年增加21.9%，排汙主要集中在太湖水系，洞庭湖水系，長江湖口以下幹流，宜昌至湖口、鄱陽湖水系，宜賓至宜昌和漢江地區，占2009年排放總量的80.1%。

據統計，我國長江沿岸有40余萬家化工企業，此外還分布著五大鋼鐵基地、七大煉油廠，以及上海、南京、儀征等石油化工基地。化工產業對於長江岸線的侵占，在下遊尤其明顯。近年來的調查表明，長江已形成600公裏的岸邊汙染帶，其中包括300余種有毒汙染物。以鎮江、常州、無錫和蘇州江段為例，時代周報記者初步統計，不足200公裏的江段分布的化工企業就高達100多家。

“另外水土流失將農藥、化肥、土壤中的營養元素及一些動植物腐殖質帶入水體，加上在運輸化學品船只翻沈事故中大量硫酸、甲苯酚等化學品傾覆入江，同樣加劇了長江水質的惡化。”趙依民說，盡管這幾年排汙有所緩解，但是魚類在這樣的水質下活下去並不容易。

除此之外，挖沙無序化，挖沙後也沒有相應的生態恢復機製，嚴重破壞了魚類生存環境。

統一聯動才是出路

雖有多種法律法規，長江水利委員會每年還會發布《長江保護與發展報告》，但在多數專家看來，長江魚的保護艱難依舊。在趙依民看來，現在還不是長江流域漁業資源破壞最嚴重的時期，“真正嚴重的問題會出現在今後5-8年”。

“南水北調，數不勝數的大壩建設，運轉不休的挖沙船，無法統計的化工汙染……我們對於長江的索取那麼厲害，可以想象，按照國家2020年人均收入倍增計劃，這些索取有增無減。如此一來，長江裏漁業資源得到恢復，希望肯定很渺茫。”趙依民說。

“歸根結底，應該轉變發展思路。犧牲資源環境，連人類都難以承受，更何況長江裏的各種珍稀魚類呢？”環保學者汪永晨告訴時代周報。

翁立達同樣深有感觸，“長江裏的多數魚類，從產卵到繁殖，都需要很好的自然環境——包括洪峰和溫度，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只考慮到眼前的經濟利益，建大壩發電，人為地阻隔魚類的洄遊通道，結果延續了千萬年的種群瀕臨滅絕。”

翁立達提到，當年製定三峽大壩環評報告時，長江委特別要求三峽大壩每年根據長江魚類的自然生長環境，製定調度計劃，以滿足四大家魚和長江三鮮—鰣魚、刀魚和河豚的生存需要，“報告書裏面倒是寫了，可是後來操作過程中完全沒有遵守。”

“企業是各地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推手，地方政府需要時刻在GDP和環保間作出取舍時，企業通常會是留的一方。”翁立達說。早在2006年，一些環保學者曾力促江豚成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農業部官員也有意促成，但地方政府不支持，理由是“影響當地經濟發展”。

長江綿延19個省市區，在370多種魚類中，又有洄遊、半洄遊等不同的生活特性，洄遊距離也各有不同。由此，魚類保護是個系統工程，需要多部門攜手，進行綜合流域管理。

在翁立達看來，長江魚類保護，最難的還在於統一聯動，“漁業保護不僅關乎漁業，更關乎航運、水利、電力、環保等多方利益，不僅關乎上遊，還關乎下遊。”

“各利益方出發點不同，很難得出共同結論。”趙依民說，“這時候談魚類保護就顯得很蒼白，畢竟，魚類保護部門無法參與其他部門的決策。”

“就長江流域來說，每年製定的保護與發展報告，與其說是保護規劃，不如說是發展規劃。眼看著長江裏的資源衰竭，各個地方政府幾乎沒有反思，各種水上工程還是紛紛上馬，這種製度思想下，長江漁業資源的衰竭不是杞人憂天。”趙依民說。

急需建立“退捕還魚”機製

除了諸多部門間的溝通難題，魚類保護還深受資金短缺之困。按照測算，“十二五”期間，長江水生生物保護需要130億元的資金投入。

4月1日中午12點，是這次長江禁漁開始執行的時刻。“隨著長江漁業資源日漸萎縮，禁漁成為必要手段；而4月—6月不僅是四大家魚等常見魚類交配產卵繁殖期，也是螃蟹、刀魚、河豚等洄遊產卵季節，選擇這段時間禁漁，可以最大限度保證各種魚蝦蟹的正常繁殖。”常州市漁政監督管理站站長吳建敏告訴時代周報。

“今年，我們以常州市所轄長江、太湖、湖、長蕩湖、天目湖為主體投放3800萬尾魚苗，2012年是2550萬尾。不僅如此，我們對每條漁船的補助將達到2500元左右，共計25萬元。”吳建敏說。

截至2012年，常州已經連續11年為漁民下撥禁漁期困難補助，累計補助經費達317萬元，“我們的目標是做到江面無違規漁船，水下無違規網具，市場無違規江漁的禁漁目標。”吳建敏說。

事實上，不僅僅是常州段，這一次長江沿岸的各省市都加大了對護漁的力度。以長江中遊的武漢為例。武漢市有捕魚船400多條，漁民1000多人，禁漁期間，漁政部門將對捕撈作業漁民、漁船給予生活補貼和燃油補貼，每條漁船每年的總補貼資金約1萬元。

發放補貼和放流苗種是目前各市的主要做法。有數據統計顯示，僅僅是從2006年-2011年，長江禁漁水域累計共投入放流資金2.64億元，放流苗種45.6億尾。

然而，在曹文宣看來，此舉並不能真正起到保護長江漁業資源的作用，“每年的4月-6月禁漁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親魚的繁殖，但7月解禁後的大量捕撈，仍使幼魚面臨著危險，對漁業資源造成了很大的損害。”

“僅僅依靠三個月的禁漁期和人工放流部分幼魚，是難以讓資源恢復的。”在曹文宣看來，禁漁10年是實現長江漁業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手段。曹文宣早在2006年即提出“全江禁漁10年”。

曹文宣認為，連續10年禁漁，長江四大家魚會有兩個多世代的繁衍，魚類資源量將比現在倍增，而且個體增大。屆時漁業效益會比現在顯著增加，適當捕撈也就不會造成資源衰竭。

此外，曹文宣表示，除了電捕和輪船螺旋槳對它們造成傷害外，導致這幾種動物消失或數量銳減的重要原因是食物魚的減少，如果經過10年的休養生息，經濟魚類豐富起來，這些珍稀的水生野生動物將有充足的食物，長江生態環境就會逐漸恢復。

趙依民則認為，長江漁業資源及生態環境承載不起現有的漁業捕撈力量，供養不起如此眾多的捕撈漁民，迫切需要讓部分漁民轉產轉業上岸。

“禁漁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努力開展長江捕撈漁民轉產轉業工程是長久之計。”趙依民說。據統計，2011年，長江三峽庫區、壩下、洞庭湖、鄱陽湖和河口區的天然捕撈量不足5萬噸，長江的資源量已不足以支撐這14萬多漁民的基本生活，長江的水生生態系統面臨崩潰的危險。

“從漁民生存出發，從保護長江流域生態安全出發，在長江流域開展‘退捕還魚’的政策十分必要，也很緊迫。我部相關部門目前正在參考‘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的政策，製定長江漁民退出補償機製，引導漁民逐步退出天然捕撈。”趙依民說。()